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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文化的當代意義

時間:2011-03-23 20:54來源:【中國孔子】 作者:楊義堂 點擊:
從孔子時代的子貢、明清之際的晉商、徽商到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的崛起,以儒家的經世致用哲學在經濟領域的成功運用,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文化。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和人類社會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從孔子時代的子貢、明清之際的晉商、徽商到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的崛起,以儒家的“經世致用”哲學在經濟領域的成功運用,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文化。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和人類社會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弘揚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江總書記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方略,深得儒家“修齊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確立了“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二十字基本道德規范,與儒家思想一脈相傳,是對幾千年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繼承和發揚。而根植于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當代經濟發展經驗形成的儒商文化,與《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互相印證,可以說是《公民道德建設綱要》的商業版本。我們要把提倡儒商文化與貫徹落實《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有機結合起來,重鑄道德長城,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推動民族素質的全面提高。
  其次,儒商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補充。市場經濟體制是由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但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有失靈的時候,它不能解決市場中的壟斷、收入不公、并帶有一定盲目性、滯后性等。由于我們的市場經濟還處在起步階段,再加上長期的“斗爭哲學”對傳統道德的破壞,使得市場經濟秩序極度為混亂,從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成災,到上市公司的集體造假,再到廈門遠華走私、沈陽慕馬的腐敗大案等,無不在昭示著重振道德的“綱常”的必要。可以說,市場經濟的道德倫理是市場經濟列車的鐵軌,脫離了道德之軌,市場之車就會寸步難行。朱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必須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我們提倡儒商文化可謂切中時弊,恰逢其時。
  第三,儒商文化是加強企業管理和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經過歷代儒商的成功實踐不斷總結出來的,它本身就是一種企業經營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諸多內容在今天的企業發展中仍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如注重誠信,就是重視產品質量,信守合同,不逃廢債務。重“義”就是守法經營,注重環保,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創造社會效益。“仁愛”就是關心職工的切身利益,實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對內鑄造團隊精神,搞好協作,對外樹立“顧客至上”的觀念,建立良好的客戶關系。西方的諸多管理法則也往往體現了這種管理中的道德訴求和人文關懷。如美國企業的創新精神、德國企業的質量第一觀念、日本企業的團隊意識等,與中國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謂殊途同歸。孔孟之鄉在改革開放以后涌現了一大批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展露頭角的企業,就是這些企業的經營者能夠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厚的營養,并根據企業實際進行創新的結果。如太陽紙業集團董事長李洪信“太陽每天都是新的”的創新思想、山東礦山機械廠廠長馬昭喜“兩本(即人本、成本)管理”法則、魯抗集團董事長章建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患意識、如意毛紡集團總經理邱亞夫“樹立國際一流品牌、建國際一流企業”的堅定信念、心聲集團董事長韓法軒“奉忠孝誠愛心,走人間真情路”的親情管理理念等等,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獨具特色,成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和企業文化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促進了這些企業的發展,為孔孟之鄉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四,弘揚儒商文化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中華民族是文化民族。五千年的古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最大財富,是最深厚的生存根基,也是民族振興的基礎。中華民族的哲學是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中國人的價值和方法論是以“仁”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從康有為借孔改制、實行維新變法開始,到上個世紀新儒家學說的興起,歷代儒家學者抱定“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孜孜探索儒家文化的復興之路。賀麟作為新儒家理論的代表,他認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首先要有道德觀念的現代化,而道德觀念的現代化就是儒學、禮教的現代化改造和新生,有必要培養更多有學問、修養的“儒工”、“儒商”,使之成社會的柱石。楊子彬教授則在《儒學與中國文化的復興》中明確提出:“復興儒學、振興中華要走子貢亦商亦政、既富且仁的道路。具體地說,就是聯合學者、政治家和儒商,做集體的子貢。”中國社會科學學院章建剛在《儒家倫理、市場倫理和普遍倫理》中提出了儒學發展的三條道路說。第一條是政治化的儒學即禮教,儒學只是一種過分夸張的家族倫理,否認平等的權利、個體的自由和社會的公正。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打倒”的正是這樣一種禮教。第二條是道德化的儒學,強調加強個人修養、回到道德之心的自覺行為,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是它否認了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無法滿足今日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基本需要,使儒學在社會生活中處于一個邊緣化的位置,難以真正促成儒學的復興。第三條道路即經濟倫理化的儒學,是使個人道德修養與經濟秩序、法制建設結合在一起的儒學。章建剛極力呼吁:“不要以為道德是在市場之外的,要看到市場內在的倫理學。如果有了這樣的儒學,傳統的儒學就可能對今日中國的社會轉型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才有可能在普遍接受、普遍共識的意義上達到復興”。我認為,儒學的第三條道路,即“經濟倫理化的儒學”“市場內在的倫理”就是“儒”與“商”的有機結合,就是我們所倡導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將擔綱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重振儒家文化、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重任。
  第五,儒商文化是凝聚海內外華商、儒商的“磁石”。據資料顯示,居住在海外的華人華僑達5500多萬人,包括香港、臺灣在內的華人資產高達2萬億美元。可以說,絕大多數海外華商、儒商都有一顆“中國心”,從康梁的改良運動、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抗日戰爭再到改革開放,都得到了海外華人華僑的鼎力支持。儒商文化以孔孟儒家思想為核心,也是海內外華商、儒商恪守的經商做人之本,他們或心系桑梓、赤心報國,或認祖歸宗、心有所依,或揚名立萬、光耀門楣,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儒商文化都會在海內外華商、儒商中產生強烈的共鳴,引發起他們的故國情懷和道德歸屬感,從而產生在祖國大陸特別是孔孟之鄉投資發展的愿望和信心。
  第六,儒商文化是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孵化器”。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繼日本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之后,亞洲四小龍接踵而行,隨后東盟諸國、中國、越南也開始了這一經濟騰飛的進程。到90年代中,“亞洲的崛起”已成不爭的事實,東亞現代化成為西方文明最強有力的挑戰者。“中華經濟區”已成為繼美國、日本、德國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長極”。可以說,亞洲是當今世界經濟與貿易最活的地區之一,但在貿易自由化方面,亞洲卻最為落后,長期以來一直處于相對松散的經濟組織狀態,制度性障礙和交易成本太高,大大制約了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需要具有正式規則的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被視為一個超國家層次的制度建設,它有助于節約各國之間的交易成本,降低各國的市場風險,減少各國之間的貿易磨擦,以制度化方式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規則,處理貿易沖突和爭解決機制。從亞太經合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到APCE會議再到去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從政府到民間,都在探討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道路,然而,由于亞洲國家政治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懸殊,民族矛盾根深蒂固,使得亞洲國家走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一體化之路困難重重。我們認為,以儒家思想為內核的儒商文化可以在亞洲經濟貿易一體化的進程中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東南亞國家都能夠接受的文化,是亞洲少有的“共同點”,以此為紐帶,以思想文化領域的交流來推動經貿領域的合作和經濟體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種講究“誠信”、“中庸”、“仁愛”、“立人”、“達人”的“雙贏”、“多贏”哲學,能夠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支持,擔當起促進亞洲共同繁榮的發展的重任。三是中國可以在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目前,日本、中國、印度都在積極爭奪亞洲盟主的地位,美國也想在亞洲謀求更大的利益。如果能以儒商文化來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中國的作用和地位將無可替代。
  第七,儒商文化是與世界文明合作與對話的平臺。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正在迅速地融入經濟全球化。在這個無可避免的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以其經濟、軍事和科技上的優勢,力圖把他們的文化觀念,價值標準、生活方式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和價值觀念面臨著來自西方優勢文化的沖擊和擠壓,面臨著喪失自我、淪為發達國家附庸的危險,最終也將葬送自身的經濟現代化。我們認為,儒家智慧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其現代價值。儒商文化不僅沒有過時,而其中的一些觀念與全球倫理遙相呼應:
  義利之辯。這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色。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義然后取”。孟子反對后義而先利,主張先義而后利。義利關系引申來說也是義務和權利的關系問題。義務高于權利,整體高于個體,這是儒家思想也是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已經發現強調個人權利、忽視社會義務的弊端,并力圖加以糾正。美國已故的肯尼迪總統向美國青年呼吁:“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們做什么,而要想想你們能為國家做什么”。這也說明儒家思想中的義務原則更能適應當今全球化的需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說“仁者愛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許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著孔子上述說法大致相同的訓條,所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稱作全人類倫理的“黃金法則”。
  誠信觀念。孔子提出了“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口號,認為在人與人的交往中要講信義。以誠相見,言而有信。西方二十二條商規中的第十一條就是“坦誠相見的法則”,認為誠實是最好的策略。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費里德曼把誠信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前提之一,認為“誠實可信能降低交易成本”。
  寬容和妥協的精神。孔子做事總是留有余地,從不過頭。當他的學生問他有沒有可以終生信守不渝的一句話時,孔子回答:“那大概就是寬恕罷”。彼此寬容和相互妥協的能力是人類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類社會文明和進步的標志。《世界人類義務宣言》把誠實與寬恕列為人類重要的義務和責任,指出“應當促進人類之間的寬容和相互尊重,而不應當煽動仇恨”。
  在繼承儒家道德準則的同時,我們還可以從儒家思想中吸取方法論的智慧,來應對全球化的挑戰。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處地掌握分寸和火候,既不太過也無不及。孔、孟都反對走極端,主張在對立的兩極之間保持某種平衡,在對待全球化的問題上,我們既要反對全盤接受,完全認同的觀點,也要防止根本否定,完全拒絕的觀點,而應該積極學習,為我所用。和而不同。“和”是求同存異,“同”則是為同而滅異。“和而不同”是保持差別和個性的前提下達到和諧一致,是多樣性的統一。“和而不同”承認多元化,認為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可以有不同的路徑選擇。通權達變就是靈活性。孔子說,“可以立,未可與權”(《子罕》),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更是一種人生智慧。善于通權達變的人往往能走出“山重水復疑無路”的絕境,開創“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
  第八,儒商文化也是濟寧經濟與世界接軌的橋梁。濟寧因運河而興,因運河而衰,運河文化是濟寧這一歷史文化名城的標志,但運河縱貫千里,運河文化也因地而宜,各有千秋:聊城的運河文化是敬奉關公、嘲笑魯儒的山陜豪俠,棗莊的運河文化是日寇鐵蹄蹂躪下的抗日英雄故事,江南蘇州、杭州的運河文化是暖風曛人、商女淺唱的紙醉金迷,北京、天津的運河文化是重官輕商,官商一體,而濟寧因在“孔府門前圣人多”,是具有濃厚的文化底蘊、義利兼得的儒商風骨。
  我們認為,儒商文化既是我們加強道德修養、改善企業管理、完善市場體制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們加強同海內外華商儒商以及亞洲各國的聯系和交流、與世界進行平等對話的渠道。我們今天研究和傳播儒商文化,倡導和實踐儒商精神,并不是要用傳統道德來束縛我們的手腳,而是要從255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找回人類最初的良知,發現開啟未來發展之門的鑰匙,以孔孟家鄉人的身份,盛邀海內外華商儒商以及信仰儒家文化的東亞各國的企業家到孔子家鄉來祭拜孔子,發思古之幽,議發展之道,并進行投資貿易,幫助孔子家鄉加快發展。也希望世界各國人民到孔子家鄉來進行東西方經濟、文化的比較、研究和交流,探討以中庸和忠恕之道解決政治、經濟領域的各種矛盾和危機、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出路。也希望孔孟之鄉的企業家們不要閉門修煉,而是要積極走出去,打“儒商”牌,走開放路,以儒會友,以誠合作,以信招商,廣開思路,廣結善緣,開展國際化經營,建設國際一流企業。誠如是,濟寧將由偏居魯西南的“小三線”地區一躍而成為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在新世紀實現新的騰飛。

(責任編輯:北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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